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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學論文範文 中國文學方面本科畢業論文範文2萬字

《 紅豆 :當代中國文學的一枚相思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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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,我們進行一系列的紀念、研讨活動,以此來总结曆史經驗,思考当前存在的重大問題,期許一個更美好的未來.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,改革開放40年,不僅改變了百年以來中國的曆史進程和社會整體面貌,讓中國人民從站起來走到了富起來的新階段,而且是二戰之後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最大的政治、經濟與文化變遷,是二戰後最重要的曆史事件.如果進一步思考,我們就可以跨越政治經濟,走向文化層面,就會看到一個更加恢弘壯麗的文明、文化與文學景觀.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21世紀以來,中國從各個層面進一步加大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弘揚,加強了當代文化建設工作,即在國家層面上,從“文化軟實力”“文化巧實力”的角度,來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的複興和當代中華文化、文學的繁榮發展.

而實際上,中華文化的複興、轉化與建設,不僅需要在國家層面推進,更需要從各個地域層面推進.在某種意義上,各個地方文化與文學的建設、發展與繁榮更為重要、基礎和根本.中華文化的複興,一定是各個地方文化發展、繁榮和複興,是各個地域文藝創作大面積繁盛與質量大幅度提升.唯有如此,當代文化建設工作才有一個堅實的、寬廣的、無比富饒的文化地基,才能从中熔鑄、升華、聚合為一個具有根源基礎性、内在生命力和精神輻射力的中華新文化.在各個地方文化發展、文藝繁榮的時代背景下,我們泱泱大中華才會湧現出一大批,而不是僅有幾個人或數十個人的頂尖作家,而是有着數千人、數萬人的龐大地域文化精英群體的出現,聚合為成百上千的、特色各異的、風格不同的具有“地方色彩”的地域文藝流派群落.而這些,尤其是各個地級市和縣域的“地方文化精英”才是屬于這個“本鄉本土”的“在鄉、知鄉、愛鄉”的自己的文藝人才.正是這些“本土”大地生長出來的作家,才最具有本土精神氣質,最能夠傳達與傳承本土文化,同時也是最能夠灌溉、滋潤、營養與反哺、回饋本土大地的“地方文化精英”.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我非常重視各個地方,尤其是地級市和縣域,乃至更廣大基層鄉鎮與農村的作家.他們的“本土性生長”極為不易與艱難,也極為珍貴和稀有,因而亟需我們更多的關愛與呵護,以從最根本、最基礎的地域文化建設做起,來推進當代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.在地方文化與地方文化精英之間,地方性文學刊物是一個極為重要、寶貴、稀缺的精神園地,是地方文化建設的一方精神堡壘,是地方文化精英成長的最重要文化平台,是溝通地方與國家、文化與作家、曆史書寫與未來建構的文化橋梁.抓住了地方文學刊物就抓住了地方文化建設的“牛鼻子”,就能夠以此來統領各個文藝門類,聚合“八路神仙”,推進地方文化,乃至是當代中華文化的發展.

《紅豆》編輯部邀我寫一篇回顧2018年該雜志刊發文章的述評,我欣然同意,并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.結合這幾年來參加山東、江蘇、雲南、安徽、湖北等地域文學活動的感受與心得,我就以2018年的《紅豆》雜志為樣本,在述評的基礎上,展開論述地方性文學期刊與地方文化精英、地域文化、中華新文化建設的關系,以求教各位方家,推進當代中華文化的整體性與地域性發展.

存在困惑與自我定位:《紅豆》對時代困境的回應與突圍

文學邊緣化的時代,地方性文學期刊何去何從?在時代迅速發展的過程中,對文學生産機制、文學期刊的生存提出了新的問題與難題,亟需對此作出回應.

改革開放40年,當代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.當代中國文學的文化語境與文學、創作、生産機制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時代劇變.從1980年代文學的“黃金時代”到19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之後“新意識形态”下GDP的“物質主義”時代的到來,“詩歌、哲學、愛情開始變得一錢不值”.新世紀一個更大規模、更大幅度、深入窮鄉僻壤每一個角路的城市化、多媒體時代到來,網絡、影視、視頻、圖像等自媒體充斥每一個角落,文學作为一個以語言文字為閱讀媒介、借助于讀者想象力,陷入了前所未有的、整體性的、框架般的精神危機之中.文學邊緣化,已經是一個不争的事實,受其波及、影響最大的就是傳統的文學期刊.

《紅豆》等地方性文學期刊受到的沖擊尤為劇烈.如果說《人民文學》《收獲》《當代》《十月》等全國性知名文學期刊,還可以憑借已有的文學影響力、讀者群以及來自政府等層面的大力支持,那麼,《紅豆》等地方性文學期刊則處境較為艱難.地方性文學期刊不僅面臨财政的危機、讀者群萎縮的危機,而且還存着着“再生産”的危機,即如何獲得優秀作家的青睐,如何獲得高質量文學作品的危機.曾一度,很多文學刊物轉型、“改頭換面”或幹脆停刊,而更多的是刊物銷售量、訂閱量一降再降,有的千本,甚至更少.即使一些所謂的文學大刊,都對刊物的自費訂閱量諱莫如深,視為“商業”機密.新世紀以來,随着國家經濟的發展,文學刊物也在漸漸回暖.但是,地方性文學期刊依然步履蹒跚,在艱難中行進.就我所在的濟南市文聯的文學期刊《當代小說》來看,這幾年經過主編等人的努力,如開設“當代小說四季評”等欄目吸引讀者、作家的關注,訂閱量在逆勢中增長,實屬很難得.而在這種“艱難時世”中,地方性文學期刊《紅豆》卻異軍突起,以其獨特鮮明的特色而獨樹一幟,在刊物質量、讀者訂閱量和文壇影響力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業績,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與思考.

創刊于1972年的《紅豆》雜志,原名《邕江文藝》,後改名《邕江》,1981年改為《紅豆》,時為雙月刊,2003年改為月刊,是一家社科類文學期刊.2011年以來,《紅豆》雜志大力推進改革,在服務地方、服務基層,“張開文學的翅膀,紅豆連接你我,連接社會與個人”的新辦刊理念,定位于“南甯出品的高文化品味的文學期刊”,為南甯這座城市“撐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”,培育“地方文化精英”“凝聚精神、集聚、表達觀點、引領潮流”而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.

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,《紅豆》從2013年起每年舉辦“年度評刊會、懇談會”,邀請專家、學者、作家、讀者與知名文學期刊主編、編輯、出版技術人員等各方面精英人士,圍繞刊物發展戰略進行研讨.2015年始《紅豆》雜志在全國率先設立地方性文學期刊獎“《紅豆》文學獎”,現已舉辦三屆,進一步擴大了刊物的傳播力、知名度和影響力.2016年,《紅豆》雜志又在全國地方性文學期刊率先推出年度精選“《紅豆》年度精選”,先後出版了《2015〈紅豆〉年度精選》(小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的三卷本)和《〈紅豆〉小說雙年選2016—2017》《〈紅豆〉散文随筆雙年選2016—2017》,擴大了《紅豆》影響力,為文學經典化傳播留存史料,激發了作家對《紅豆》雜志的認可度和支持度.2016年起又聯合多個教育機構舉辦“《紅豆》系列中小學校園文學創作征文大賽”,則從文學新生力量角度,來播撒文學的種子,推進文學新人的培育工作,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國性影響和價值.如雲南昭通地區的昭通學院創辦多個文學社團,連續舉辦“野草杯”全國文學大賽,不僅帶動了當地文學事業的發展,湧現出一批像夏天敏、雷平陽、李骞、宋家宏、黃玲、潘靈、麥芒、呂翼等在國内頗具影響的昭通作家群.文學社與文學大賽對文學新人的成長有着極為重要的助推作用,甚至很多文學新人就在大賽中脫穎而出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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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學範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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